大地主全家坚持抗日，升任旅长后遭质疑，毛主席关心：有人因此排挤你吗？
1937年7月下旬，日军沿津浦线南扑，石家庄、正定相继陷落，冀中平原上村镇一夜之间被炮火与谣言搅得人心惶惶。谷子还没灌浆，乡民已被迫学会在沟壑间匍匐。就在这股阴霾席卷的当口，任丘大苟各庄的高家院里，灯火通明——这位年逾不惑、靠土地和油坊闻名乡里的高士一，正把账本、契据一张张扔进火盆。火光照得墙壁通红，也映出他决绝的眼神。
没多少人相信这位“财主”会舍得散尽家底。可仅仅数日，高家仓廪里积攒的好粮、油坊里新榨的棉籽油，统统换成枪支弹药。村口新竖起一块木牌，上书“抗日救国会”。来投奔的汉子络绎不绝，其中既有佃户，也有高家的佃工。有人嘀咕：“东家这是图啥？”高士一只回了六个字：“地在，人不在。”一句话，让原本犹疑的乡亲坐定了心。
队伍只三百余人，却日夜操练。恰逢东北军691团留守冀中的吕正操筹建“河北人民自卫军”，特委干部侯玉田带着委任状赶到高家场，邀他出山，“冀中缺的就是粮枪和能干的行家”。高士一答得干脆：“人给你，枪也给你，但钱粮得跟上。”于是，他被推为第五路军总指挥。高家场变成了兵站，老少齐上阵，没多久兵员翻了数倍，分散各村的猎枪、土炮被统一编号，冀中军区独立第四支队随之成形。
扩军带来响动，也招来敌意。1938年冬，日军一个大队悄然包围高家场。夜色里火把跳动，院墙轰然倒塌，枪声、犬吠、哭号混作一片。庄稼地里躲藏的乡民远远望见高家老宅被浓烟吞没。高士一的两个侄儿被掳走，年仅十八岁的高万玉最终惨遭杀害。次日，他看着满院残垣，沉默良久，只留下一句“账，咱们战场上算”，便带队西进。
冀中的血雨腥风没有止歇。高士一麾下的队伍与日军周旋，抢粮、炸桥、袭据点，逐渐在保定、河间一带闯出名号。冀中军区随后实行“精兵简政”，将地方队伍按战绩编入八路军序列。1939年春，贺龙率120师穿插平原，需要一支熟悉地形、敢于近战的劲旅，独立第四支队于是改编为独立第一旅。旅部成立那天，有人小声嘀咕：“地主底子，能带红军？”嗓门不大，却刺耳。
考验很快到来。4月下旬，河间齐会、南留路一线成了硬仗的剧场。日军吉田大队凭借装甲车、步机枪，企图割裂八路军交通线。高士一带三个营悄悄夜行，利用草汀、洼淀分割包抄，三昼夜鏖战，击溃来敌。战俘被押解回营时，一名老兵凑到质疑者耳边说：“还怀疑？这仗要是没他指挥，咱们能剩几个？”一句话堵住所有猜忌。自此，“地主”成了旅长，而非身份标签。
战后，冀中军区总结经验：整编地方武装，不能光看出身，得看真枪实弹的凭据。这条原则后来写进了干部管理条例。1940年初，独立第一旅调晋西北，接防静乐、岢岚一线，配合120师打破日军冬季扫荡。两年后，359旅调出延安休整，高士一奉命率部驻防枣园、大砭沟间的隘口。那片黄土沟壑不比冀中肥沃，他却说：“守的是延安，不是几亩地。”
1943年4月，中央党校第七期开学，敌后部队抽调优秀指挥员进修。身着灰布军装的高士一步入窑洞，参加整风学习。课余，他向同志们谈起冀中之战，“好马要配好鞍，队伍要有组织，散兵难成气候。”有人问他：“家产都没了，可后悔？”他摇头，“要真还盯着那些房子地皮，今天就坐不到这儿。”毛泽东在一次座谈中点名勉励：“阶级出身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，实践会证明一切。”一句平淡，却等于盖了戳。
抗战胜利后，高士一随部参加平津、太原战役。1955年授衔时，他已是两鬓泛白。1961年调任国务院参事室，研究农村经济，笔耕不辍；1968年病逝，享年73岁。冀中老兵赶到北京祭奠，提起往事只说：“那年头，能把宽檐礼帽换成八角帽，凭的就是一颗真心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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